COVID-19肆虐全球未已， AZ疫苗目前為國內供給最大宗的疫苗，其重要性不言可喻。其牛津大學之重要研發責任者，莎拉吉伯特（Sarah Gilbert）教授並在日前於英國溫布頓網球錦標賽中，因其貢獻而獲得滿場鼓勵致意。

較諸其他疫苗，AZ疫苗的價格相對低廉，有助於其之普及率。其價格低廉，至少部分需歸因於其不欲享受智權制度賦予的擬制獨占地位，以及利潤空間。就這點來說，既有廢私濟公之義，人們報以尊敬嘉允之情，是理之必至，事之當然。

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根據截至目前的不完整研究顯示，AZ疫苗的研發背景及過程，受到英國官方資助甚鉅──亦即，從民主國家的制度意義理解，受到英國諸公民的資助甚鉅；問題不免最終將歸結到：這實際上是一支英國納稅人、公民的疫苗，還是一支歸於牛津、AZ私企業所有的疫苗？

這樣的問題，其實早已在各個生醫產業蓬勃的先進國家之中頻繁受到追問。美國在上個世紀的專利制度改革之後，因產學連結限制放寬的關係，各學界產出的大量專利重新覓得活水，得以進入產業界，但另一方面也引發爭議：許多創新／專利的出現，係來自公部門及納稅人資助的既有成果，私企業取以享受獨佔定價的利潤，豈非無本生意？

對此的典型制度擬答或許是：無論如何，既然雙方皆取用專利制度的規則，藉由授權等形式，畢竟雨露分霑，則該等公私問題或許仍在制度精神限界之中，尚能別辨利弊，處在堪忍之間。

欲辨其利害，不免需先循專利之本，亦即專利的政策意義定位。專利及其他智權制度的本質，在於獎勵創新。獎勵創新的本質，在於共同體在倫理學上先驗地判斷，技術的進步、擴張是一種善，有益於共同體，以及構成共同體的諸個人自身。

私單位進行具有風險的研發，透過專利制度而取償，降低其風險；作為交換，其技術在一定的條件下能進入公領域，成為公共財，此已近乎專利之定理套語，較無爭議。公部門行此，取得專利，進而取利，在目前的社會認知之下，也少有議論。

至於公費贊助產出之成果，如何媒介於私企業取利，並且──更重要的是──在制度所體現的效益主義面向上，如何返利於公眾，則較為複雜，而更需要視乎事理脈絡，藉由制度空間細緻處理，毋寧是專利制度理論中難以囫圇一定的部分。

無論如何，一種體察對於制度的辨證與細化是有益的：某項技術成品的本質也許不若其歸屬標籤上寫的那樣單純──在某些情況下，有這樣的可能：它也許原出於我們公民本身。這是公民的專利賦權。從此出發，企業的佛心與否，將得到另一種折射與呈現，但兩者在制度中並不衝突。

​

公民的專利賦權作為狀似實非的小小反叛，在既有的專利效益制度設計中，有機會偕與同樣可能狀似實非的私企業慈善／佛心，促成具有更高效益的制度辯證。但是這樣的雙人舞的前提，畢竟仍在於：它得要在場上才行。CIP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