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期，華語樂壇掀起一場備受矚目的版權戰：歌手鄧紫棋（G.E.M.）發行全新重錄專輯《I AM GLORIA》，卻遭前東家蜂鳥音樂要求全網下架，雙方再度對簿公堂。這場音樂界的法律攻防，不僅是當事人多年合約恩怨的延續，更是一堂值得所有創作者、音樂公司及樂迷深思的著作權實務課程，預示著華語樂壇版權格局可能即將洗牌。

紛爭根源來自於積怨已久的合約糾葛，自2008年出道以來，鄧紫棋與蜂鳥音樂長達10年的合作關係，共同打造出無數膾炙人口的作品。然而，隨著事業版圖擴大，雙方關係卻在2019年3月走向決裂，鄧紫棋單方面宣布解約。蜂鳥音樂主張雙方合約原有效期至2022年，後續更出現「G.E.M.」、「鄧紫棋」等藝名商標被蜂鳥搶註的爭議，即便鄧紫棋順利自立門戶，這段過去的陰影始終未曾消散。

此次事件的核心，是鄧紫棋透過索尼音樂推出《I AM GLORIA》，選錄包含其經典作品的重錄版本，卻遭蜂鳥音樂控訴「侵權」，要求於48小時內全網下架並揚言提告。

重錄作品是否真的侵權？答案需從《著作權法》中的規範細細拆解。首先，作品的錄音版權包含兩類主要權利：一是詞曲本身的著作權，屬於創作者；二是「錄音製作者權」，即當年由哪間唱片公司出資製作、錄音的母帶，歸屬該公司。當歌手想「重錄」舊作時，若能合法取得詞曲授權，並重新進行錄製，即可產出全新的錄音版本，與原版公司母帶權利互不牴觸。

此次鄧紫棋團隊選擇引用的法源依據為中國《著作權法》第42條第2款，明文規定「若原錄音並未明示禁止重錄，其他人得依法支付法定報酬進行錄製」。這項條款被視為法定許可制度的體現，旨在平衡著作權人權利與社會公共利益，尤其在音樂作品的二次利用方面，為那些希望重繹自身作品的歌手提供了法律依據。鄧紫棋團隊公開表示，當年錄音合約並無「禁止重錄」條文，且此次重錄已依規定向版權機構付款，程序完全合法。更為關鍵的是，鄧紫棋自14歲起，早已透過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（CASH）進行公播與網路傳播的權利授權，等同於擁有演出與發行重錄作品的合法依據。

蜂鳥音樂則主張，鄧紫棋的重錄行為侵犯了其「改編權」、「錄音製作者權」與「網絡傳播權」。然而，從法律邏輯來看，重錄版本是全新錄製的專輯，這意味著它使用的是全新的演唱、全新的編曲、全新的錄音設備，產生的是一個全新的**「錄音製品」。這與使用蜂鳥音樂當年出資製作的「原始錄音母帶」是截然不同的概念。因此，蜂鳥音樂主張的「錄音製作者權」，其保護範圍僅限於原始錄音母帶本身，無法延伸至全新的重錄版本。而「改編權」通常指的是對作品詞曲內容或表現形式的實質性改變，重錄僅是同一作品的不同錄音版本，通常不被認定為法律意義上的「改編」。因此，蜂鳥音樂的主張成立空間極小。

反觀歐美市場，類似案例屢見不鮮，美國歌手 Taylor Swift 近年便成功推出《Taylor’s Version》重錄專輯，正是基於類似法定許可的框架，重奪作品控制權，甚至在市場大獲成功，為全球歌手樹立了典範。此次鄧紫棋效法 Taylor Swift 的策略，無疑也為華語樂壇注入了新的版權意識。

此案不僅是藝人個人與經紀公司之爭，更是一面照見樂壇產業結構的鏡子；在過去，許多藝人由於年輕簽約、合約條款不平衡，導致創作主權旁落，演出收益被長期綁定於唱片公司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過往「G.E.M.」、「鄧紫棋」等藝名商標被前東家搶註的事件，也同樣凸顯了藝人在簽約時對自身無形資產保護的不足。這兩起事件雖屬不同法律範疇，卻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問題：創作者在與公司合作時，如何確保自身作品權利、藝名品牌等關鍵資產不被不當限制或剝奪。

此次鄧紫棋事件說明，若創作者能夠清楚理解著作權法規，搭配正當法律途徑，是有機會重掌話語權，重拾作品生命力的。反之，若舊東家一味依靠模糊地帶或侵權威脅，反而容易激起輿論反彈，損害品牌形象。對於廣大樂迷而言，這次事件不僅是法律層面的博弈，更是對他們情感連結的作品歸屬問題。若鄧紫棋最終勝訴，將有助於粉絲重溫經典作品，並建立對藝人作品掌握度的信心。

目前，蜂鳥音樂已正式提告，而鄧紫棋團隊則強調將持續依法抗辯，雙方後續如何發展，法院的解釋將具高度指標性，預料將牽動未來藝人與唱片公司間合約規範與版權運作實務。從更宏觀的角度看，此案的判決，有望成為華語樂壇在版權規範與藝人自主權方面的重要里程碑，促使更多創作者勇於捍衛自身權益，共同推動華語音樂產業邁向更成熟、更公平的未來。未來，華語音樂圈若能更普遍地學習歐美成熟的版權制度，鼓勵合理授權與法定許可操作，不僅可提升產業透明度，更有助於保護創作者的長期利益，最終受益的將是整個產業的健康生態。CIPO